譬如，早在1979年4月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就把《西方哲学史》(多卷本)列为重点工程。

而这种价值与事实、应当与实在分立的观念，实可溯源到西方古代的哲学。《系辞传上》亦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曰成己以成物，以至于道合外内而时措之宜。一个暴君和政权，要完全违背了作君上的尺度，就不能再存在，革命就是为这种政权准备的。西方哲学习于用理性这一要素来规定人性或人的本质。这个由通而实现和呈显道之一的途径，就是我们所说的旁通而上达。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

无炎、上之性，则火不成其为火，是炎、上与火不相分离。万物皆备于我、合外内之道，其内容就是这样一个通性。四是把哲学思想上的差异和对立与社会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简单地联系起来，因而对历史上的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采取了过度否定的态度。

2.第二个阶段大概是从1991到2000年前后 这一阶段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研究呈现专门化、细致化。记得当时人民出版社就出版过一些内部发行的书籍，而这种书籍非常吸引学者和年轻人，书一出版往往都希望托人买到手，先睹为快。就中国西方哲学的研究而言，尽管不再有80年代那种泡沫性的热潮，但深入具体的研究之作比那时要多得多⑥。二是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社会进步力量简单对应，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与落后和反动势力简单对应，不能理解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思想之间的复杂联系。

进入21世纪之后，对西方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胡塞尔、海德格尔、杜威等人著作的系统性翻译出版逐渐纳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范围，如梁存秀对费希特著作的翻译，王晓朝对柏拉图的翻译，孙周兴对海德格尔著作的翻译，李秋零和邓晓芒各自对康德著作的翻译，刘放桐主持对杜威全集的翻译等。二是要把所有西方哲学理论从实质上定性为反动落后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

赵敦华2018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哲学要义》，成为学界的一个佳话。由于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开始有所改变。譬如，400多年前的徐光启，能够以传统士大夫身份，在与传教士交流过程中，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的精华，接受域外比较先进的思想和技术，面向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思考问题，堪称为抬头看世界的第一人。而我本人也是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在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二级学科中穿插，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审视西方哲学，另一方面也用西方哲学的视域和方法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的问题。

哲学最初来自希腊语 ( 是希腊文的爱 和智慧 合成的，英文为Philosophy)。当人们都被裹挟着进行表面但却严酷的现实斗争时，哲学的反思就不可避免地被搁置了。而冯俊则结合中国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写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近年来我本人大概也属于这个类型。最初，是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带来了某些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的西方哲学思想。

但是，总体上说，这种研究仍然不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本体性研究，而是从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积极作用出发的。中国哲学界既从这些思想流派中觅寻到许多理论发展的新问题，同时也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对它们进行了分析批判，并且在这个研究进程中注入了中华民族的和时代的视角。

全书近600万字，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改革开放初期发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系统地全面看待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程的新起点。

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提升，现在的西方似乎对他者超越自己越来越焦虑。与此同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也逐渐分化，不再停留在整体性的教科书的介绍上，有些学者专治存在主义，有些则致力于结构主义研究，还有些人投身于现象学的翻译与介绍，有人则投身于哲学阐释学研究，西方的分析哲学也开始纳入中国人的视野。因此，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就必须深入了解欧美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发展的进程。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西方哲学各研究方向以及西方哲学与其他学科研究的交互性。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站稳脚跟，离不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我们政治上采取一边倒的做法，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中国哲学界越来越从仰视西方的心态转变为比较理性的平视性态度。我们应该跳出某些藩篱，按照更高的、更普遍的因而也更加包容的哲学思维研究西方哲学，这样才能让西方哲学讲汉语，并且成为我们思考的学术资源。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学术界目前正在努力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构建，这其中包括当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的思考与构建。冯定、贺麟、严群、熊伟、齐良骥等老专家和许多中青年学者约100多人参加了会议。

西方思想给曾经单调的中国学术界带来新鲜感，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寻找和阅读西方哲学，如果在言谈中不带点西方哲学的概念，都觉得自己落伍了。青年学生了解西方哲学的热情很高，由此有关西方哲学的课程及教材建设就成为首要的任务。

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推进工作比较困难，这不仅是由于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而且也有一个思想准备的过程。这对突破日丹诺夫对哲学的教条主义定义，扩大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视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是精装本，但仍然销量很大。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

另外一套多卷本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力作，即复旦大学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10卷本《西方哲学通史》(近600万字)，这是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重点课题组织编写的，其中加大了现代部分，并且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结合起来。西方社会似乎在放弃自己过去所宣扬的价值观，而走向反理性、反文明的立场。

哲学不是少数人手中的雅玩，而是特定时代人民的追求和思考。另外，这套书在形式上每一部似乎又是可以作为单一主题而存在，有其明显的特点。

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得到了西方同行的认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哲学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范畴和基本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可借鉴的成果，其中也有对时代性问题富有成果的思考，对于这些有益成果应该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加以汲取，通过融通、转换和改造吸纳到中国哲学的时代性发展进程之中，扩大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推动中国哲学思维水平跃上新的高度、扩展到新的广度。

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美分析哲学和德法大陆哲学上。同时，也发表某些苏联和东欧国家批判西方哲学流派的著作。⑦参见温燕等：《美挑动与中国文明较量》《环球时报》2019年5月6日，第1版。只有乐于借鉴他者的文明，才是有创造力的文明。

但是，我们也有长处，那就是跳出其文化存在看其文化的实质。正像刘放桐先生在其《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序言中指出的，‘左的意识形态的干预已越来越少，自由探讨的宽松局面已开始形成。

我们应该把西方某些势力的言论与西方哲学的学术理论分开。(11)这就是说，中国仍然在研究西方哲学，但是却仍然自主地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出现左的错误以至于发生了后来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灾难，可以说，哲学理论的思维方式既是这一社会进程的结果，也是促进这个极端化进程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哲学的看法和哲学研究的态度，也必然影响到中国哲学界研究、吸收和借鉴世界范围内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的进程，必然影响到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哲学思想的发展